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发展的原因探析

姚力

    [摘要]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墓督教得到迅猛发展，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从纵向看，共和国成立后的30年间，墓督教经历了革新、联合、沉寂的曲折演进历程，这是它在改革开放以后得以复兴的内部因素;从横向看，改革开放后社会处于转型期，价值观念变迁、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现象滋生泛滥等社会问题和墓督教自身的特点对其发展亦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促其发展的外部因素。总之，社会变革是墓督教快速发展的根源，其自身的不断调适决定了它对社会正常运转发挥着积极的功能。与此同时，基督教发展的新形势、出现的新问题，也给党和政府处理宗教事务、加强自身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关键词]基督教 “三自”爱国运动 社会变革

    基督教(新教)是16世纪西欧宗教改革后产生的革新派，1807年传人我国。在我国的五大宗教信仰中，基督教的历史最短，而且因为它的传播是在不平等条约的掩护下开始的，一神一教的信仰又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抵触之处，所以，在相当长时间里，它并不被我国民众所接纳。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在深人内地的传教过程中，与政府和民众冲突的大小教案不断发生。20世纪初期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和20年代的非基督化运动，一度将反抗和批判基督教的运动推向高潮。建国初期，全国信仰基督教的仅有70万人。然而，20世纪8()年代以来基督教却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成为我国信徒人数增长最快的宗教。
一
    根据宗教部门的报道，目前全国基督教教徒人数已经超过1500万，比建国初期增加了20多倍;拥有教堂16000多座，简易活动场所(聚会点)32000多处，其中新建礼拜堂和聚会点约占总数的70%，平均每天新增6所堂点;各级神学院校共18所，已毕业4000余人，受过培训的义工达51万人次;并有在海内外公开发行的基督教主要期刊《天风》和自己的印刷厂，1980年以来印发的怪经》累计已达2800万册。[1]基督教以如此惊人的速度发展，其动力何在?追本溯源，共和国前30年的基督教发展史，是造成这一事实的历史原因。
(一)基督教的革新(1949一1956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共有130个外国差会，它们分属世界各国的多个教派，把持着基督教的领导权，并妄想继续以传教的名义服务于帝国主义侵华势力。割断它们同帝国主义的联系，实现“自治、自养、自传”的主张，不仅是教内爱国人士多年的愿望，更是新中国建立后基督教的首要任务。在基督教先进分子积极倡导、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三自”爱国运动广泛开展起来。
    早在1949年，吴耀宗等5位基督教代表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就曾多次表示中国基督教要根除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必须实现它早年提出的“自治、自养、自传”的原则。1950年5月，周恩来总理连续三次邀请部分中国基督教领袖座谈，一再强调“基督教最大的问题，是它同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中国基督教会要成为中国自己的基督教会，必须肃清其内部的帝国主义的影响与力量，依照三自的精神，提高民族自觉，恢复宗教团体的本来面目，使自己健全起来”。[2]他还充分肯定了中国基督教内进步民主人士对中国革命的贡献，鼓励中国基督教徒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办教会。在周恩来总理的启发下，吴耀宗等人经过反复修改，于9月22日发表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明确提出了中国基督教的总任务是“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彻底拥护共同纲领，在政府的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为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9月23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全文刊登了《宣言》和第一批拥护《宣言》的签名名单，并以《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为题发表社论，高度评价了《宣言》和“三自”革新运动的历史意义。这标志着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的开端，也因此成为“三自”爱国运动纪念日。
    1951年4月，为支持抗美援朝运动，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成立。在它的组织下，广大基督徒一方面抗议美国冻结中国在美公私财产的行径，自动断绝一切外国津贴;一方面积极为志愿军捐款，表达爱国之心，到1952年6月止，共捐款人民币27亿余元(旧币)。[3]这些爱国行动极大地推动了“三自”爱国运动的开展。在此期间，外国传教士纷纷回国，外国差会的驻华机构也先后撤离。1954年7月，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在北京分理会教堂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各教会，并推选全国基督教领袖139人为委员，选举吴耀宗为主席。1956年，《天风》半月刊主持了神学思想大讨论。通过广泛发表意见，教徒们对“基督教的信仰是否要求我们脱离现实?这个现实的世界可爱不可爱?……爱国和爱教(爱神)究竟有没有矛盾，有没有不可调和的冲突?”川等问题取得了较为一致的认识，推动了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发展，促进了“三自”爱国运动的深化。
(二)基督教的联合(1957~1966年)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基督教深受“左”的思想影响。1957年，与全国反右派斗争运动相配合，基督教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导致这一运动走向了揭发、批判教内右派分子的错误道路，使一批爱国基督教人士被错划为右派，精神和生活都受到了极大影响。从1963年到1964年底，基督教内开展了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把“揭开宗教掩盖下的阶级斗争盖子”作为运动的指导方针，夸大了教内的阶级斗争情况，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再一次伤害了基督教人士的感情，正常的宗教活动也因此受到了干扰和破坏。
    但是，在此期间，党也不断努力纠正“左”的错误，使基督教在曲折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新中国建立前，我国有中华信义会、中华基督教会、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及内地会等基督教大小教派几十个，形成了教派林立、各自为政、相互排挤的局面。“三自”爱国运动后，在“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教派之间的关系逐步好转。新社会平等友爱、坦诚融拾的人际关系，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党的教育和引导，使基督教人士的思想觉悟有了极大提高，最终打破了教派间的隔阂，实现了教会合一。1958年，在“大跃进”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推动下，在基督教徒中提出了如何节约人力物力，加强教派间的合作，共同投人到生产建设的洪流中去的问题。联合办教成了适应形势、人心所向的潮流。浙江省宁波、温州、杭州等地首先试行各教会联合办公，统筹安排人员、经费和生产。之后，全国各地的基督教会纷纷走上了联合礼拜的道路。各教派求大同存小异，相互团结，密切协作，博得了教内外人士的好评。从此，中国基督教进入了西方基督教努力多年但尚未实现的“后宗派”时代，为国际基督教开创了好的先例。
(三)基督教的沉寂(1966一1976年)
    “文化大革命”使原本已经“左”倾的路线走向了极端，基督教被推向了毁灭的边缘。作为破“四旧”运动的对象，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基督教就受到了冲击。教堂及其他活动场所被拆毁、抢占，经籍被烧毁，塑像被砸烂，大部分教牧人员被强行遣散转业，宗教活动几乎全部停止，只保留了北京米市大街基督堂，供在华外国信徒使用。党的宗教政策和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遭到了无情践踏。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看到，新中国成立后，“三自”爱国运动使基督教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束缚，洗刷了“洋教”的恶名。基督教的中国化，使基督教文化融入了中华文化之中，成为我国宗教信仰体系中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广大信徒努力为国家建设做贡献，在各条战线上作出了很多成绩，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正是建国初期党的宗教政策的宣传和贯彻，加上基督教自身的革新和自立，使它走上了联合办教、各派团结一家的道路，从而壮大了基督教的整体力量和对外吸引力，为它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势力想用行政命令的手段消灭基督教，违背了宗教发展的规律，结果适得其反，尽管基督徒不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但宗教情结久抑于心，如同火山爆发前的积聚。历经十年浩劫后，基督教人士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焕发了对宗教的极大热情。他们积极致力于办教、传教事业，各种宗教活动迅速展开，基督教发展出现了巨大反弹。
二
    宗教的发展与活跃往往是社会大变动或转型期的伴生现象。据宗教研究中心统计，苏联解体前，俄罗斯联邦信教人口的比例为22%，1994年上升为50%。韩国1947年信仰天主教、基督教人口的比例为7%，到1985年达到了21%。[5]我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标志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中国社会开始了从农、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转型。这种由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深刻地影啊看人们的价但脱志匀仃为取向，也使基督教获得了增长的空间和发展的条件。相对于基督教自身的改革而言，矛盾交织、利弊伴生的社会变革是促使其变化的根本所在。
    (一)宗教信仰自由、价值观念变迁，基督教成为切近西方文明、追求自我实现的重要途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宗教界开始拨乱反正，的背景下，基督教重新开放教堂，恢复了宗教活动。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逐步得到落实。在这样1980年10月，中国基督教第三届全国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对“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章程的修改，选举丁光训为“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并成立了全国性教务机构—中国基督教协会，丁光训当选为会长，教会的组织机构得到了完善。1982年3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全面科学地阐明了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为宗教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奠定了基础。12月，新宪法审议通过，不仅恢复了1954年宪法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条款，而且根据新形势增添了新内容，将这一政策规定得更加明确具体。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宗教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等法规相继出台，各地方还制定了地方性宗教事务法规和政府规章，[6]有力地保证了宗教政策的贯彻和宗教活动的有序进行。与此同时，基督教两会也陆续颁布了教会规章制度，为基督教的健康发展创造了条件。有关研究者的调查表明，大部分信教群众和宗教工作者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宗教政策是满意的。
    民主宽松的政治环境使民众的思想异常活跃，国门大开，西方发达的物质文明和良芬并存的各种思潮吸引着人们的目光，一大批翻译或介绍基督教的书籍的陆续出版，使得一些人对基督教的态度也从盲目批判逐步转变为亲和、接纳甚至向往。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比较中，基督教成为了西方文明的代表与象征。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催生，加速了人们价值观念的变迁，其标志就是共产主义信念被淡化，实现自我的价值取向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在一项涉及2000多名山东青年价值观的调查中，在回答“你努力工作的目的是什么?”时，19%年依次选择“实现自我价值，得到社会承认”的占51.9%，“为国家和社会进步作出应有贡献”的占25.6%，“使个人生活水平有明显改观”的占14.4%;2000年，他们仍然首选“实现自我价值，得到社会承认”，但比例上升为62%，排在第二位的是“使个人生活水平有明显改观”，比例为14.7%，第三才是“为国家和社会进步作出应有贡献”，比例为14.6%。关于人生最大的幸福，1996年，选择“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占14.1%，排在第三位;2000年，选择的比例只有6.6%，排在第六位。[7]可见，当前青年人普遍的人生目标更倾向于自身事业的成功和家庭生活的美满。这种务实的心态，使许诺现实利益、实现灵魂得救的基督教赢得了人心，基督教拥有了适宜发展的社会环境和思想基础。
    (二)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保障无着，基督教信仰成为弱势群体抵御心理压力的屏障
    20世纪80年代年中期以后，经济转型引起了社会分层机制的转换，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以贫富差距、收人分层为基础所形成的新的社会分层机制，逐步取代了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政治分层机制。这种直接由于经济的差异带来的社会地位的差异，使“不平等”成为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客观事实。分配格局的多元化，导致个人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乃至不同职业类型之间出现了“富”与“贫”的巨大反差。与高收入群体形成的富裕阶层相比，相对剥夺感、安全无助感、迷茫失落感，严重威胁着弱势群体的心理健康。这是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新的社会问题。据1999年的中国社会蓝皮书的分析显示，1998年农村的“区域性”贫困人口有5000万，在经济发达的和中等的农村地区，“阶层性”贫困人口至少在400万以上。城镇居民的贫困群体则由失业、下岗无业和困难企业的离退休人员以及他们赡养的人口为主体构成。截止到1998年9月底，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人数约为1000万。城镇贫困人口的数字大约在1200万一1500万之间。[8]面对贫富差距和生活压力，弱势群体的心态严重失衡。近年来的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平均自杀率为23/100000，每年自杀死亡人数为28.7万，其中女性自杀率比男性自杀率高25%，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严酷的现实，无力的抗争，这一切都为信仰基督教提供了太多的理由。据调查，基督教信徒80%在农村，其中女性、中老年、文化程度较低者占大多数。
    继砸碎“铁饭碗”后，劳保、住房、医疗、教育等制度的改革，使人们普遍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在1988年的调查中，“物价上涨，生活无保障”是当时人们最忧虑的问题，占被调查者的73.7%。[9j下岗失业、生病住院和养老间题一直是20世纪90年以来居民最担心的个人、家庭问题。2003年全国就业形势依然严峻，需要安排就业的劳动力总量为2400万人而按照经济增长的需求，只能新增就业岗位1000万个梦‘“l人们失去了往昔的稳定感和安全感，不得不寻求廉价的途径，以防生活的不测。在基督教信徒中，有近半数的人最初参加礼拜的原因是为了解除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排遣内心的烦闷，甚至是为了治病和健康。在信仰中，他们获得了内心的平静和愉悦，相信慈悲仁爱的上帝能帮助他们摆脱现世的痛苦，指引他们走向通往天堂的道路。
    (三)社会道德滑坡、官僚腐败现象泛滥，基督教信仰启动了民众心中的道德资源
    基督教不仅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认识人生和世界的方式。近年来，基督教信徒中青年和知识分子有所增加，很重要的一点原因，是他们屏弃现实丑恶、追求纯净、体验幸福的理想所致。
    经济改革和文化变迁带来了道德的失范。20世纪80年代以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唯利是图的思想在社会上流行。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假冒伪劣充斥市场，坑害百姓。人情冷漠，人际关系表面化，人与人的心理距离越来越远。经济利益的竞争使传统道德信条在新的游戏规则中显得脆弱无力，“国民心态危机”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一与此同步的是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现象的蔓延。上至政府高官，下至乡村领导，腐败已经成为中国官僚制度体系的疾患。在政治参与意识日趋提升的中国社会，彻底惩治官僚腐败、净化社会风气已经成为民众的最大希望。1998年的中国社会形势与改革的社会心理调查报告显示，社会风气败坏是仅次于物价上涨的城镇居民最担心发生的社会问题[11]。2003年百名专家问卷调查显示，在对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的判断中，“腐败现象依然突出”仅居第一位的“‘三农’问题”之后。[12]而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针对基督徒最关心的问题调查中，“社会不正之风”就排在第二位，仅次于他们对“信仰自由”的关心。[13]在此背景下，基督教宣扬的博爱，唤起了人们对业已失落的人际之间信任与关怀的向往，并萌生了崇敬之情。马克思说:“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片。”[14]基督教宣扬诚实、友善、谦卑，信徒之间是姊妹兄弟，遇到困难要互相帮助，要爱人如己。这恰恰与今天缺失的中华传统道德信条相契合。孤独、无助的心灵，在同修姊妹的关爱中得到了抚慰和温暖;压抑、不满的情绪，在祈祷、赞美、忏悔中得到了宣泄和舒缓。
    此外，富有资本主义精神的基督教及其自身的现代气息和进取精神，使它具有了独特的魅力。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和天教相比，基督教没有背负历史的重负，没有繁琐的仪礼、苛刻的戒律。经历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充分洗礼，它肯定现世生活和人生的意义，鼓励信徒投身社会，勤奋工作，创造财富，简朴生活。它主张平等、自由、宽容。它的随意性、人世性、简朴性、灵活性，使它更容易被民众所接受，在迈向现代化的中国找到了适宜的土壤。基督徒把现世的成功作为获救的标志，把传教一、结“果子”看成是在上帝面前的荣耀。因此，信徒们普遍具有强烈的传教愿望，他们往往不辞辛苦、锲而不舍地传播福音。
三
    基督教在社会转型时期对社会的正常运转起到了辅助作用，在道德建设、社会整合以及心理调适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社会功能，并呈现出了大发展的态势。但正如丁光训主教所说:“在一个这么大、这么古老、人口这么多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人类的新课题。在这么一个社会里独立自主办好教会，那更是教会上的新事。因此，在工作中暴露出许多问题，那是必然的。”[15]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缺乏有学识、修养好、素质高的教职人员，出现了教徒人数发展过快而教牧人员的培养相对滞后的发展困境。由于信徒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功利心又极强，很多人把消灾免祸、治疗疾病作为信教的目标，在没有好的教牧人员引导的情况下，对教义的理解很容易出现偏差。一些教徒的狂热、偏执，不仅使基督教世俗化、庸俗化，而且也给个人、家庭乃至社会带来了消极的影响。随着西方“呼喊派”、“东方闪电”等邪教组织的侵入，一些不法分子披着基督教的外衣，传播异端邪说，愚弄群众，聚敛钱财，扰乱社会。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在总结近年来宗教发展存在的问题时说:“社会主义并不需要‘利用’宗教，但社会主义如果不能真正成为多数人的信仰和精神追求成为‘可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如果在对待宗教问题上简单粗糙、左右摇摆、反复折腾、宽严皆误，宗教却要利用社会主义。”[16]因此，基督教要健康发展，要适应社会主义社会，要抵制外来反华势力的渗透和攻击，就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努力拓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的基督教神学思想，这一点已经成为教内外人士的共识。
    面对基督教发展的新形势、出现的新问题，党和政府一方面要尊重基督教自身的发展规律，运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深人研究，正确引导，使其真正实现“爱国爱教、荣神益人”的理念，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处理宗教问题的新路。另一方面也要将民众的宗教情绪作为审视自身工作得失的指标。在共和国55年的历史中，基督教的起伏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党和政府执政为民的工作成效。建国初期，党处处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继续保持艰苦奋斗、勤俭奉公、不骄不躁的优良作风，保持着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比较新旧社会的变化，获得了平等与尊严的人民群众深有感触，是新社会、共产党给予了神没有给予的好生活。因此，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共产党的信任，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占据了人们的精神世界。为共产主义奋斗是全社会共同的心声，无神论成为人们普遍推崇的信仰。可以说，即使不受“左”的思想影响，不把宗教等同于封建迷信进行批判，当时宗教观念的弱化、信教人数的减少也是不可逆转的。以此观之，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信众遍布城市与乡村的事实，与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的关心程度同样直接相关。干群关系紧张，党的干部没有在群众需要帮助时伸出援助之手，没有将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思想落到实处，致使党的形象和政府的威信在群众的心中大打折扣。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在建设清明政治的过程中正在改变的社会事实:弱势群体得到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惩治腐败、重建社会道德的工作已全面展开。2003年因腐败问题被判刑或被查处的省部级高官有12名之多，“刑上省部级”的现实更是有力地说明了党加强自身建设、政府服务于民的决心和力度。这不仅会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更会巩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主流地位，使社会主义真正成为大多数人的共同理想和奋斗目标。

[参引文献]
[1]赵志恩:《中国基督教的过去、现在以及展望二十一世纪》，《金陵神学志》2001年第3期;转引自段琦《当代中国基督教概况及所面临的间题》，《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3期。
[2]《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2页。
[3]赤耐主编《当代中国的宗教工作》(下)，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220页。
[4〕参见陈泽民《中国教会神学建设的任务》，《金陵神学志》1956年第5一6期，转引自段琦《当代中国基督教概况及所面临的问题》，《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3期。
[5]叶小文:《当前我国的宗教问题—关于宗教五性的再探讨》，《世界宗教文化》1997年第1一2期。
[6]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综合研究组、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法规司编《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
[7]张华:《世纪之交:山东青年价值观变迁的历史轨迹》，大众网(httP://www.dsdaily.com.cn)2002年l月17日。
[8]唐钧:《中国的贫困与反贫困形势分析》，汝信等主编《199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999年版，第401一404页。
[9]张大钧、张庆林:《改革的社会心理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页。
[10]陆学艺:《走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社会—2003一200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总报告》，汝信等主编《200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11]孙力、郑维东:《1998年:中国社会形势与改革的社会心理调查报告》，汝信等主编《199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第56页。
[12]陆建华:《专家眼里的社会形势及其前景—百家专家问卷调查》，汝信等主编《200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第16页。
[13]戴康生、彭耀主编《宗教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53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15」《谈当前教会若干问题》，见《丁光训文集》，译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360页。
[16」叶小文:《与时俱进话宗教》，第6一7页。中国宗教学会秘书处编《中国宗教学》第1辑，宗教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