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一）
 

陶 飞 亚    杨 卫 华

［关键词］改革开放；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范式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新景象之一就是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兴起。这一新兴领域的发展，首先，体现于多种研究范式的存续和转移，“文化侵略”、中西文化交流、现代化、全球化等范式下的研究成果体现了各自不同的解释力与学术影响。其次，则体现于研究焦点的流变，从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变迁、基督教与中西关系，直到关注中国基督教自身的个性化发展，呈现了从研究基督教外围向内部移动的趋势。最后，体现于这一领域的开放性和成长性。基于中国基督教的区域史、性别史、宗教史、宗派史及人物史仍有相当的研究空间，同时随着网络资料和海外档案的获取能力加强，跨文化史料与视野下的研究，将成为这一学科新的增长点。

       大陆中国基督教历史研究发展到今天的局面，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改革开放后，基督教史开始突破观念及条件的限制，逐渐成长为一个开放性的、甚具活力的学术研究领域，国际学术会议频频召开，大陆学者经常性地与港台及国外学者对话交流。同时，图书和史料资源也逐步在相当范围内达到共享，为高品质学术成果的出现提供了可能。研究队伍不断壮大，除史学外，也吸引了来自宗教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学者的共同参与，理论和研究方法都得到双重的更新。在研究队伍扩大的同时，梯队年龄结构逐步优化，并出现了一批能与主流史学界对话互动的优秀学者。以《历史研究》为例，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１０年间，发表中国基督教史文章共１０篇，其中论文８篇，会议综述２篇，另有天主教论文４篇，是为主流史学刊物对其研究的反应。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３０年，大陆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出版著作（包括资料集、工具书、论文集和专著）近３００部，出版论文约３０００篇，另有未刊博士论文４０篇左右。特别是１９９０年代以来，研究成果迅速增长，研究领域与对象渐趋多元化与完整化，逐渐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渐渐赢得圈外学者的普遍承认。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将其作为学科点加以建设，组建相关的研究所或中心，并作为学科方向招收研究生，培养高层次学术人才（尤其是，自２００２年以来博士生的培养迅速扩展）。这些，大致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领域的发展与进展。
一、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成长历程
      １．学术破冰的努力（１９７８～１９８８年）
      据顾长声回忆，１９７８年他得到罗竹风和陈旭麓的支持，开始在过去资料整理的基础上完成周总理１９５６年交代的任务：写作《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史》。书成后作者将书名改为比较中性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于１９８１年出版。该书尽管还带有比较浓厚的时代政治印记，但在“有侵略也有友谊”的两分法中仍偏重前者事实的梳理，这是作者在当时条件下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而且，该书依据翔实的中外文资料，使相关研究在新时期的开始就有一个较高的起点。但破冰之初的前景并不乐观，“文化侵略”的政治目的论判断仍在延续。“文化侵略”早在１９２０年代就由瞿秋白提出，但影响１９８０年代学术取向的主要是毛泽东的两段论述。其一是：“帝国主义……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他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他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其二是：“美帝国主义比较其它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 ‘慈善’事 业 和 文 化 事 业。”在 整 个１９８０年代，这种政治论断仍频繁出现于学术话语中，被尊为一种学术研究的逻辑范式，制约着中国基督教史的学术研究，也影响了此阶段相关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随着学术研究逐步回归理性，１９８０年代中后期另一种声音渐渐兴起，徐以骅、曹立前、史静寰、程伟礼、景钟等人开始走出政治判断的简单模式，主张深入分析传教活动在政治、宗教、社会文化事业等方面的复杂面相。他们对传教活动中的西学传播、教育等活动加以肯定。不少学者还提出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研究传教运动。这使得单纯的“文化侵略”定位渐渐淡出学术研究实践，为新的研究范式所取代。准确地讲，“文化侵略论”不是一种历史研究的理论或方法，而只是对基督教在华存在的一种价值判断。在基督教的中国传播中是否存在“文化侵略”，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这一点，大陆之外的学者也并不否认，其作为一种在具体问题上的评价意见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这也是其影响到现在还未完全终结的原因）；但这只是历史复杂性中的部分面相，不是基督教在华活动的全部真相，以其作为一种范式涵盖整个在华基督教事业则有明显的局限性。
      这种情境下，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各个侧面在缓缓前行。整体来说，１９８０年代出版的有价值的作品不多。这一时期更多地是在谨慎地去除“泛政治化”制约的影响，为未来成气候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准备条件。唯一的热点，是附属于义和团范畴的教案研究。数年间召开多次学术会议，整理出版了一大批教案史料及研究著作，触及教案本身的诸多侧面，如教案发生的原因、评价定位、教案与各种社会力量及义和团的关系等，逐渐改变了以往研究的单一化状况，基本理清了晚清教案的历史面貌。但在整个１９８０年代，对教案仍以反侵略、反封建为基本定位，尽管也偶有中西文化冲突论等声音。
      ２．研究范式的多元化及基督教外围探讨的突破性进展（１９８９～２００２年）
      在１９８９年之前，有些学者如程伟礼等开始尝试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视角来探讨基督教在华发展，以纠正泛政治化的偏颇。但这不足以完全改变“文化侵略”范式的地位，学者们大都习惯性地“妥协”而认为传教士“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其后，在国内大力提倡这一视角的是章开沅。在１９８９年首届教会大学史会议上，章先生直言：“过去人们曾经将中国教会大学单纯看做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殊不知它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的发展变化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章先生还将其所主持的“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易名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以示重视。近十多年来，“中西文化交流论”已全面取代“文化侵略论”成为中国基督教研究中的重要范式之一，成为诸多相关文章、著作的关键词。这一范式注重对中西两种文化传统的比较、冲突、相互适应与融汇的考察，将基督教在华事业视为中西两大文化传统的相遇，将其在华的种种摩擦视为两种文化的冲突，而将其归宿与出路则定格在中西文化的整合与汇通上。这种范式是对以往“文化侵略”范式的一种突破与矫枉，在审视基督教东渐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历史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但是，需要看到的是，文化交流研究模式更多地是在敏感情势下突破以往研究偏颇的一种策略，意在矫“文化侵略”研究模式之偏枉，同时也与改革开放以来中西交往正常化的主流趋势相合，它在使基督教史研究正常化的旅程中功不可没。只是，其在解释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的相遇问题时还有一定的缺陷与不足，因为近代西方与中国的相遇与交流不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对等交流，其中存在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这是一种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碰撞与摩擦，其中，西方文化占压倒性优势。在这种文化交流中，尽管也有些许的东学西渐，但西学东渐是主流，它更多地是西方文化在中国延伸与拓展及中国文化对它的有限接纳、排斥乃至融合创新。学界的研究更多侧重在西学东渐上，如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等。章开沅看到了其中问题的复杂性，看到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主动与被动、强势与弱势、高级与低级诸问题，认为异质文化的适应、改造和本土文化的包容、吸纳以致渐成两种文化的汇通是大趋势。王立新也看到交流模式解释的局限性，认为其解释的空间主要在基督教来华文化事业上，而对诠释传教士所进行的非文化活动则明显乏力。

      １９９０年代以来，对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影响最大的一种研究范式是现代化范式。现代化研究范式是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追求现代化而逐渐形成并完善的。在中国，现代化研究宏观理论的奠基人是罗荣渠。罗氏将现代化定义为一个全球性大转变的过程———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而近代中国的巨变只是这一世界大变革中的一个个案。而将现代化研究范式用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者，则首属章开沅，他明确认为中国近代史是一段由传统宗法社会艰难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现代化研究在１９８０年代中后期兴起后，迅速在大陆各个学科门类中得到广泛的运用。实际上，在中西文化交流范式中，已隐含了现代化考量的成分。既然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面相是一部孜孜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又是一种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相遇，那么作为强势文化载体的西方传教运动在近代中国扮演的角色就需要重新审视。传教士传播的西方文化与中国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传教士活动及其足迹所到之处，就成为中国与现代世界的接触点，传教士成为近代中国现代化领域许多“第一”的成就者。教育、医疗、科技等方面的现代化转型，都能发现传教运动参与的影子。
       较早从现代化角度研究传教士的是史静寰。她的博士论文实际上在讨论传教士教育活动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复杂关系。其后她又与何晓夏出版了《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一书进一步阐述这个主题。后来明确提出以现代化视角检视基督教在华传播的，是庄维民１９９１年发表的《基督教与十九世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历程》，倡导用现代化线索来梳理基督教在华活动，肯定基督教的教育、文化传播及社会改良等活动对近代中国的积极作用。其后，王立新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则是现代化范式主导下最重要的研究之一，明确以现代化范式来考察美国传教士的在华活动。王氏还对现代化范式主导下的传教史研究及该范式对摆脱意识形态束缚的意义给与积极的评价。当然，现代化范式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在庄维民的文章发表不久，就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用现代化理论来估价教会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带有美化近代中国教会的倾向，拔高了教会的正面作用和传教士的积极影响，不符合历史的事实。
      不过，海外及港台学者已较早用现代化视角进行基督教史研究，如林治平、梁元生、魏外扬等人，大陆的现代化研究取向也多少受其影响。尽管现代化研究范式的解释力与理论视域对推动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作出了贡献，但并非没有可议之处。例如，用现代化标准来评判基督教在华事业的开展，对一种宗教而言是否公平？某种宗教应该承担推动社会现代化的使命吗？正如罗志田所说，传教士正是西方不那么现代化的群体，基督教自身可能也有很多方面与现代化精神相抵牾。因而，教会承担现代化这种使命也许是它力难能及的，也不是它的核心价值所在。胡卫清也曾质疑“现代化理论”的解释力，他在讨论中国基督教教育时认为，本质指向世俗化的现代化运动与具备特定宗教意识形态的教会教育一直存在着紧张关系，神圣与世俗的冲突时刻在场。这一切表明，现代化研究范式同样有其局限性，其解释的空间更多停留在教会传教活动的外围，而难以触摸到基督教在华展开的核心与本身，以其来衡量传教活动全貌也有局限。
      此外，另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其他的研究视角来补充既有的研究范式，如胡卫清研究基督教在华教育时，提出普遍主义模式，认为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展开是世界基督教普遍主义东传的结果，对上帝的统一信仰、普遍救赎思想、天国统治等教义是其普遍主义诉求的主要表现。基督教普遍主义与近代殖民主义的结合为其普遍主义理想的推行提供了可能，同时也增加了其中的复杂性。 这种研究视角对基督教在华展开有一定的解释力，胡著《普遍主义的挑战》也是较为成功的学术实践。但作为一种宏大的历史叙事，需要有更充实的理论内涵基础，而且胡著较偏重于基督教在全球扩张的主动性，应该对基督教落地生根的本土语境有更多关注。此外，在研究范式方面有较多思考的王立新，提出过用后殖民理论来开展中国基督教某些领域研究的问题。这些新的探索尽管还不足以取代原有的研究范式而成为一种新的范式，实践的研究成果也不多，但无疑对弥补现有范式的不足、拓展研究视野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无论是“文化侵略”、“中西文化交流”还是“现代化”等研究范式，实际上多停留在基督教的外围，而较少触及基督教本身，更多的是“关于中国基督教的历史”而非“中国基督教史”。基督教在其研究中更多是作为一种工具，与基督教本身之外的某种宏大叙事联系在一起。这种研究取向，避免了就基督教本身谈基督教的局限，使基督教史研究能在一个较广阔的话语背景中保持其本身研究的开放性，在诸多领域取得了一批突破性的成果，但同时也导致了其研究的不均衡性。
      除研究范式的更新外，在实践层面也有了厚重的累积。１９８８年，章开沅和美国学者林蔚汇聚大陆部分学者，拟合作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终于直接促成１９８９年首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会议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该会议包括９名北美学者、２名香港学者在内的３０多位学者与会。会后论文结集出版为《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不仅成为大陆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的标志性事件，而且对推动整个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及与海外学者的合作交流意义重大。此后，在章开沅及吴梓明的推动与组织下，召开多次国际学术会议，出版相关论文集，使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继教案研究之后，逐渐成长为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中成果最多、最为成熟的一个领域。１９９４年华中师范大学成立了章开沅主持的中国首家“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并组织出版“中国教会大学研究丛书”（多种），此外，吴梓明也联合大陆学者出版“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丛书”（多辑）。其间高时良、谭双泉、吴洪成等一些教育学和史学的学者也出版相关著作多种。史静寰、徐以骅、胡卫清、董黎、王立诚等人的博士论文的出版，进一步把相关研究推向深入。
      鉴于中国的幅员广阔及区域差异性，海内外学者都感受到有“分割”研究的必要性。受海内外区域史研究及历史人类学的影响，从１９９０年代起以区域眼光审视基督教在华发展的成果不断出现，是本时期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另一特色。早期的两部专著陈支平、李少明的《基督教与福建民间社会》和张坦的《“窄门”前的石门坎：基督教文化与川滇黔边苗族社会》就是历史人类学介入的结果。陶飞亚和刘天路的《基督教与近代山东社会》则能较早摆脱以往研究中的帝国主义批判模式，对基督教在近代山东的活动给予较客观的评价。之后，又有一批区域基督教发展史的著作出版，以沿海各省及西南少数民族为多。
      １９９０年代传教士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突破。在中国学界，传教士的形象经历了负面———两分法———更多正面（也更完整）的转变。王立新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和吴义雄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硏究》两本博士论文是较早的代表。这一时期反教运动的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化，研究的时段由晚清延伸到民国，有代表性成果的是杨天宏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该书对１９２２年到１９２７年的非基督教运动进行了新的研究。顾卫民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在充分汲取海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清理了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的关联，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基督教研究领域缺乏一部通史的遗憾。
      此外，这一时期对海外学术交流全面展开。美国的裴士丹教授、马爱德神甫，比利时的钟鸣旦教授，香港的吴梓明教授等，都对推动中国大陆的相关研究起了重要的作用。
      ３．从“外围”转向对基督教本身的全面探讨：２００２年以来的新趋势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由上海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合作在上海大学召开“东亚基督教再诠释”的国际学术会议，两年后出版了会议论文集《东亚基督教再诠释》。以此为标志，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开始了新的转向———改变以往在基督教外围徘徊的状态，逐渐转移到对基督教本身的研究上来，使基督教相关研究渐趋完整，研究对象更趋多元化。
    随后，为了推动基督教本身及其薄弱点的研究，在吴小新的推动下，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历史文化研究所联合中国国内多家基督教研究学术单位，合作召开了“本色教会”、“基督教与妇女”、“基督教与少数民族”、“基督教中文史料”、“基督教中等教育”、“基督教与地方社会”、“基督教医疗社会事业”、“基督教在边疆”等多次学术会议，吸引了本学科诸多学者的参与，会议论文集陆续出版，对推动相关领域研究及扩大基督教史研究的范围具有重要意义。
      细观这一时期的发展，其研究走向渐趋明朗。首先是研究本已比较深入的领域取得新的进展。基督教教育研究进一步深化并由高等教育逐渐向中初等及特殊教育方面延伸。传教士的研究从宏观讨论转向更深入的个案探讨，如对马礼逊、司徒雷登等人的研究。区域研究逐渐由沿海区域向内陆扩展，个案探讨越来越多，教案研究在视角及方法的转变中获得不少突破。其次是以本土化为视角，对本土教会及人物的探讨逐渐增多。段琦的《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本色化》与２００４年华中师范大学“离异与融会：中国基督徒与本色教会的兴起”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以及随后论文集的出版，反映了这一发展趋势。此外，更 为 重 要 的 是 基 督 教 内 的 各 个 门类———医疗、文字、青年会、妇女、乡村建设、宗派个案、基督教政策、神学等研究逐渐提到日程，个别领域有了较重要的作品出版。最后是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规模迅速扩大，中国社会科学院、华中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上海大学等学术单位，培养了一批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博士，在此领域渐露头角，为研究队伍的接替准备了条件。
二、研究成果分类述评
      １．通史性著作
      １９８１年，顾长声出版《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虽以传教士为书名，但内容关涉基督教在华整体，是大陆方面的一部开拓性著作。该书史料翔实，内容丰富且结构合理，对此领域贡献甚大，但因成书早，未能尽脱政治观念之束缚，对材料的解释与选择未免片面，影响其学术价值。该书其 后 又 两 次 重 版，内 容 略 有 增 补。此 后 终１９８０年代，大陆没有其他通史性著作出版。
      进入１９９０年代，大陆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进一步发展，通史性著作渐增多。１９９１年有邹晓辛、吕延涛的《龙与十字架》（吉林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一书出版。该书是一本史话，时间范围大致从明末到１９２０年代，对了解基督教在华历程及其与中国的摩擦与交融，有一定的价值，且全稿论史尚客观，可读性强。其后有一定影响的是顾卫民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该书虽上及古唐，但于近代以来新教着力最多，其最大的贡献在能突破以往的政治局限，参阅国内外论著，以翔实的史料将基督教在华史呈现出来，并给予客观的评价。该书诚如吕实强所言，“综观全书，不论在资料、内容以至文笔方面，均当属上乘。据个人所见，迄今仍为在所有相类之著述中，允推最好的一本。尤其难得的是，本书的作者几乎可以说已能完全摆脱大陆上长期以来支配学术研究的意识形态……而秉持自己的理性和充分的史料，去作叙述、分析和判断。所以此书确为一本好书，不论参考价值和可读性都很高”。此期还有周燮藩《中国的基督教》（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版）及卓新平《基督教犹太教志》（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前书较简略，后书内基督教志，包括了基督教的传入与历史沿革、教派组织和教义礼仪、重要经籍和汉译《圣经》、著名传教士和教会代表人物以及文物与教堂等，新教占篇幅不多，但在章节设置与内容选择上有一定的创见与新意。另有韩国人李宽淑１９９５年在韩国出版、１９９８年修改成中文版的《中国基督教史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该书对了解基督教在华历史有一定的价值，但学术水平似待提高。
      新世纪到来，不仅再版了王治心１９４０年完成的《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该书被徐以骅誉为“我国学者所撰的第一部也是影响最大的中国基督教通史或全史著作”），又有多本通史性著作出版，其中姚民权、罗伟虹合著的《中国基督教简史》（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是大陆学人首本中国新教通史，但该书内容比较简洁，论述深度略显不足。 

     与港台及海外相比，大陆出版的基督教断代史著作不多，特别是关于１９４９年之后的基督教史，多述之简略，乏有价值的作品。
      ２．资料整理出版与工具书编写
      相关的资料整理也取得重大进展。综合性资料方面，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译的《中华归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编纂委员会编纂的《东传福音》（黄山书社２００５年版）等。前书使用频率较高。后者信息量较大，与新教有关者主要在第１３～２５册，所收文献主要有中外教士的中文著述、传记等，诸多是不易见到的，但其侧重在基督教教理、思想本身，对其社会活动方面的材料则较少些。
      这一时期也重新整理出版了一些近代教会刊物。如黄时鉴整理出版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日学者联手整理出版了《遐迩贯珍》（后附解题和索引）、南京１９９２年影印重版了《中西闻见录》和《格致汇编》。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市档案馆还和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历史文化研究所合作，以光碟形式重版了民国时期最大的基督教妇女刊物《女铎》。这些旧刊的重版，对推动相关研究有很大的助益。张西平、卓新平编的《本色之探：２０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围绕基督教本色化及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主要选自民国时期中国基督教界代表人物的论文，以新教为主、兼及天主教，为一可用资料。李天纲编的《〈万国公报〉文选》（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版）为相关的研究提供了方便。学界还陆续重印、重译了大量的近代来华传教士的著述、自传与回忆录，进一步充实了此领域的研究资料，此类文献繁多，不再多述。另外，一些近代教会名人（如韦卓民、赵紫宸）的文集及区域教会的史料也有整理出版。
      使用较为方便的专题资料也陆续出版。教案史资料方面，有廉立之、王守中编的《山东教案史料》（齐鲁书社１９８０年版）、四川省档案馆编的《四川教案与 义和拳档 案》（四 川 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８５年版）、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的《清末教案》（中华书局１９９６年后陆续出版）等。《清末教案》共六册。前三册为中文档案，后三册为英、美、法三国议会文件选译，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基督教教育方面，则有李楚材辑的《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朱有砎、高时良主编的《中国近代学制史料———教会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等。
      在工具书方面，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的《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词典》和郭卫东等编的《近代外国在华文化机构综录》。两书虽以整个近代的来华外人及其文化机构为范围，但传教士及其在华机构为其所收条目之重要部分，是基督教史研究较常用的工具书。文庸、乐峰、王继武主编的《基督教词典》、卓新平主编的《基督教小辞典》、雷立柏编的《基督宗教知识辞典》虽都以整个基督教为对象，但中国基督教历史是其中的组成部分，也是方便的常用词典。
      在文献目录的编辑方面，北京图书馆历经１５年编订的《民国时期总书目》，是非常有价值的工具书。其中的“宗教分册”是我们了解民国年间基督教论著的方便资源。上海图书馆“文化大革命”前已编有《徐家汇藏书楼所藏基督教图书目录初稿》，但该目录篇幅小且不全。“文化大革命”后又先后编辑出版有《上海图书馆西文珍本书目》（上海社会科院１９９２年版）和《上海图书馆馆藏近现代中文期刊总目》（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其中不少关涉基督教在华历史。一些馆藏基督教文献丰富的馆所也开始编辑相关的书目。近年编订出版的有《中国教会文献目录：上海市档案馆珍藏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基督教文献汇编》（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２００３年印）、《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英文中国基督教史珍善本书目提要（一）》（《历史文献》１０辑，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等，都是方便研究者按图索骥的工具。对于研究论著目录的辑录，学界尤其注重，先后完成的有李海的《近代中国教案研究论著、资料索引（１９４９～１９８５）》（四川社联编：《近代中国教案史研究》，四川社会科学院１９８７年版）、王维江和廖梅的《基督教文化研究中文论著索引（１９４９～１９９３）》（朱维铮主编：《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９４年 版）、金 以 枫 的《１９４９年以来基督宗教研究索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等。尤以最后者最新最全，尽管以基督教研究整体为范围，但中国基督教史是其中重要的部分。
      ３．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政治
      从基督教入华至今，基督教在中国一直就不只是个宗教问题，它不可避免地牵扯到政治、外交等议题。因此，基督教与中国政治的关联和纠缠一直是大陆研究的重点。较早涉及此问题的是翻译出版的《剑桥中国晚清史》，其相关的内容与评价对中国学界影响颇大。其后１９９８年上海书店再版了台湾学者王树槐的《外人与戊戌变法》（上海书店１９９８年版），于外人对变法的贡献颇为肯定，为人所重。大陆王林则从相似角度探讨了万国公报与变法的关系。陶飞亚的研究也多以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政治为主题，相关研究可见其论文集。另外，中国基督教“两会”编辑出版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史实述评》（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和《基督教爱国主义教程（试用本）》（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则从中国教会的立场对近代基督教与中国政治的关联进行了全面的评估。
       近年陆续出版了关于宗教政策的专著，任杰、梁凌的《中国的宗教政策：从古代到当代》（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虽不专以基督教政策为对象，但对晚清政府、民国政府、中共的基督教政策有较系统的探讨。其他较深入的断代探讨有于本源的《清王朝的宗教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该书重点阐述了清王朝对基督教的思想认识演变和政策变迁，阐明了对基督教欲禁不能、放任不忍的两难态度，以至最终不得不完全放弃抵制，而任其自由发展的历史。杨大春在苏州大学的博士论文《晚清政府基督教政策初探》（金城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系统探讨了晚清政府的基督教政策，其中亮点为对晚清与教廷通使交涉提出新的看法，对晚清新教与天主教的宗派冲突以及清政府的应对策略，在研究中有所突破。近年来，何虎生和陈金龙出版了两本中共宗教政策的专著，对中共基督教政策的演变及其运行逻辑进行了探讨。
      另一个研究重点是基督教和太平天国。其中关注的焦点之一是拜上帝教是否是基督教问题。针对这个传统话题，段本洛的《论太平天国革命与宗教的关系》认为，“‘拜上帝教’，决不是属于西方的基督教，也决不是西方基督教引起了中国的革命”，拜上帝教与基督教有本质的区别。罗尔刚早些年在其巨制《太平天国全史》中探讨太平天国宗教时，也认为“上帝教与当时传入中国的基督教有本质的不同”：上帝教只是借用了后者的独一真神和某些形式，内容则有本质差异。一个是侵略压迫的工具，一个是解放的武器。这些观点为研究太平天国的主流学者所继承。国内研究太平天国宗教的夏春涛在深入研究上帝教教义并将其与基督教比较后认为，“上帝教的宗教源头虽来自西方基督教，但是它并不等同于基督教或属于基督教的某一教派”，“上帝教和基督教在教义等方面有着本质区别”，“上帝教独树一帜，自成教派”，从而否认了太平天国宗教为基督教一派的性质。
      但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出现新的看法，倾向于赞同港台学者的观点。邹明德在比较上帝教与基督教后认为，二者在一些主要教义上是基本一致的，尽管上帝教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及带有那个历史时期的特征，“但这些特征并不说明它的非基督教性，而恰恰证明上帝教是基督教的一个东方教派”，太平天国是一场以推翻清朝统治为目的的中国基督教农民运动。王国平综述了前人的几种说法后也认为“太平天国拜上帝教是基督教的一个异端派别，即持上帝一位论的基督教团体，是中国特殊时代情况下的特殊产物”。新近有段琦的《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一书，对上帝教的性质避免了以往简单化的看法，认为经历了前后期性质的演变，早期拜上帝会是中国建立本色化教会的最早尝试———尽管是一次失败的尝试，而且主导者也没认识到这一点。早期拜上帝会在组织建制和礼仪方面都混合了中国民间宗教的某些方式，它的上帝也带有一点中国气息。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结合这一点看不失为基督教的本色化，只是由于以后随着拜上帝会政治化而逐渐变质，不仅脱离了基督教教义，而且后期极端的反孔反传统与当时中国人民思想脱节，走向了本色化的反面，成为基督教的异端。
      第二个问题是太平天国与传教士的关联。茅家琦１９８４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一书，探讨了新教和天主教传教士对太平天国的反应，前者有敌视、中立、赞成三种态度，后者也不仅仅是敌视，还有赞扬，作者用翔实的史料勾勒出了传教士与太平天国交往的历史画面。该书史料丰富，只惜分析不多。夏春涛１９９２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太平天国宗教》一书，虽没有详细考察传教士与太平天国的交往，但已初步提出太平天国对《圣经》态度的演变以及对《圣经》的删节改造。太平天国停止出版《圣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人士特别是传教士对拜上帝教的责难与否定而引起的。太平天国此举旨在应对西方人的责难，维护上帝教的权威，这也是上帝教与基督教日渐决裂的主要原因。２００６年他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增补本《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则比较详尽地考察了传教士与太平天国在宗教问题上的碰撞及其影响。两书都认为太平天国的基督教色彩、天下一家理论是太平天国对西方政策比较温和并能吸引传教士的关键因素。
      教案研究追随于义和团反洋教研究，一度成为中国近代史中的显学，召开了多次较大规模的学术会议，出版论文集及专著十多部，论文约四百篇。其中张力、刘鉴唐合著的《中国教案史》虽然较为粗糙，观点也还未能摆脱意识形态化的拘囿，但可供了解近代中国教案的基本情况。近年来，此一课题仍在延续，逐渐改变了以往研究中的单一面貌，从深度与广度上拓展了教案本身的复杂面相，并吸引了一些博士生撰写此方面的博士论文，其中较成功的是苏萍的《谣言与近代教案》，作者利用其社会学知识背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了近代教案发生的历史，颇有新意。而关于民国年间的反教———非基督教运动，也成果颇丰，代表性的是杨天宏１９９４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该书以详实的史料，再现了非基督教运动的来龙去脉，及其呈现出的反教特征。２００５年，作者将该书增补成《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１９２２年至１９２７年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研究》（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一书出版，对部分观点文字稍做修正，并补充其最新研究成果，使内容更显充实。
      与港台及海外相比，大陆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政治的研究不够平衡，集中在反教及宗教政策方面较多，而对基督教在近代中国复杂处境中的政治参与及与各派政治势力的互动探讨较弱（尤其是民国时段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时期）。
      ４．传教士研究
      传教士的综合研究，除了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外，其他研究论著关涉传教士多个侧面。较早的有宋家珩主编的《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国》（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一书。科技史研究学者尚智丛的《传教士与西学东渐》（山西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着重讨论了１９００年前传教士在西学东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偏重于天主教，但对新教传教士在晚清的西学传播也颇有探讨。复旦大学中文系游汝杰的《西洋传教士汉语方言学著作书目考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对来华传教士所编写的汉语《圣经》和方言学文献的梳理与考辨，很见功力。新近则有何绍斌的《越界与想象———晚清新教传教士译介史论》（三联书店２００８年版）从译介学的视角讨论了传教士在晚清的翻译活动，侧重文学译著的研究。邹振环的《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以１８１５至１８９０年西方历史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则主要探讨传教士在晚清的西史翻译与传播问题。
    另有多本关于美国传教士的研究著作，其中何大进的《晚清中美关系与社会变革：晚清美国传教士在华活动的历史考察》侧重从中美关系的角度讨论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变革中的参与与反应。齐小新的《口述历史分析：中国近代史上的美国传教士》（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则以美国传教士留下的一批口述史料为基本依据，在事实的梳理中讨论了相关问题。另外，两本未刊的博士论文———南开大学崔丽芳的《被俯视的异邦：十九世纪美国传教士著作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和华东师范大学马少甫的《美国早期传教士中国观和中国学研究》，考察了１９世纪美国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形象。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王立新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该书以现代化范式为准绳，探讨了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的关联、贡献及其局限，对传教士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晚清重大历史活动相关连的问题有较深入的探讨。另外，关于美国传教士对南京大屠杀及大屠杀前后的记载，许多学者颇有关注，尤以章开沅为最。美籍华裔学者胡华玲也有相关作品。
      传教士人物研究，比较集中的是顾长声1９８５年出版的《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该书内容比较详细，探讨问题比较深入，可读性强，但对民国年间的其他传教士注意不够。个案探讨中最早的成果是翻译出版了传教士友人文幼章的传记，而关注较多的是第一个传教士马礼逊，其中谭树林的相关研究较为重要。另一个关注重点是是司徒雷登。作为民国年间影响甚大的传教士，大陆翻译出版了其回忆录，并有多本传记与研究著作出版，但多侧重其与中国政治的研究，其中郝平的《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是颇受好评的一本。另有一本关于傅兰雅的小书———王扬宗的《傅兰雅与近代中国的科学启蒙》，及研究德国传教士卫礼贤的论文集。
      与海外及港台铺天盖地的传教士传记书籍及深入研究的状况相比，大陆对传教士的研究还非常薄弱，出版的作品中研究深入者还不多，关注点也很不平衡，以美国传教士研究为多，对其他国传教士的关注明显不够。当然，这种局面正在逐渐改变。首先是近年来翻译出版了一些传教士的回忆录及传记，其中有马礼逊、戴德生、李提摩太、卫三畏、丁韪良、裨治文等，对相关研究颇有助益。另外，传教士个案研究吸引撰写了多篇博士论文，惜还多未出版。
      ５．中国教会、基督徒研究
      海外学者早期在传教史研究范式下，对中国本土教 会 和 信 徒 的 研 究 一 直 比 较 薄 弱，直 到１９８６年，裴士丹倡导中国本土教会研究以来，这种局面才得以改变。这种呼吁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大陆的相关研究。但大陆起步晚，研究也还处于开拓阶段。在１９８０年代，较早关于中国教会的讨论，是１９８２年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的筹划下，中国两会的沈以藩、曹圣洁发表的《中国基督教的自立运动》一文。该研究虽将自立运动定位为对帝国主义压迫的一种反抗，意在彰显本土信徒的爱国主义，但全文依据翔实的史料，勾勒出了本土信徒寻索自立的整体轮廓。在著作方面，１９８２年和１９８９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先后编印了《回忆吴耀宗先生》（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１９８２年）和《吴耀宗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１９８９年），后来又在１９９５年编印了《吴耀宗生平与思想研讨》（编者同上两书），但鉴于编者地位的特殊性，学术性的研究不多。
      １９９０年代以来，相关研究逐步兴盛与深入，但多为论文，著作比较少见。直到最近，比较重要的是前已提到的段琦的《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全书洋洋４０万言，时间跨度大致囊括１９、２０两个世纪，贯穿基督新教入华后的整个历程。该书从本色化的角度映现出一幅基督教与中国相遇、在中国流播以至逐渐生根发芽的艰难图景，颇有创见。前叙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离异与融会：中国基督徒与本色教会的兴起”的学术会议，反映了学界对这一题目的兴趣。另外，陈晓嫚的《对立抑或融合：从民国早期基督徒知识分子看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和刘家峰的《诚静怡（１８８１～１９３９）与中国教会本色化运动》也讨论了相关问题。 
       除吴耀宗外，教会人物受到关注较多的还有赵紫宸。除整理出版其文集外，中国基督教协会还出版了德国学者古爱华的博士论文《赵紫宸的神学思想》（中国基督教协会１９９９年版），２００４年在清华大学召开了纪念赵紫宸的学术会议，并出版了《赵紫宸先生纪念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新近又有唐晓峰《赵紫宸神学思想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面世。该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集众家所长，侧重讨论赵氏神学的伦理化倾向，是比较有见解的一本著作。近年来，当代教会领袖丁光训也渐受注意。大陆整理出版了其个人文集和纪念文集，马佳还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丁的传记《爱释真理：丁光训传》，此外，有两位红色基督徒也分别有传记出版。
      另外，一些致力于教育的基督徒受到关注较多，尤其是在高等教育界者。在这方面，得力于章开沅和吴梓明两位著名学者的推动与组织。如钟荣光、吴贻芳、张伯苓、陈裕光、李登辉、韦卓民等都有传记或纪念文集出版。香港学者吴梓明组织编写了《基督教大学华人校长硏究》（福建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另外，燕京大学校友们还出版了其系列人物志。从事平民教育的晏阳初、陶行知，也受到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
      总的来看，关于中国教会和人物研究，大陆与海外及港台相比，还有相当的距离，现有的研究多为传记式作品，缺乏深入的个案讨论。对开明派教徒的研究有一定的积累，但不均衡。对教会保守派人物的研究几为空白，个别人物仍为禁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