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二）

陶飞亚 杨卫华

 ［关键词］改革开放；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范式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新景象之一就是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兴起。这一新兴领域的发展，首先，体现于多种研究范式的存续和转移，“文化侵略”、中西文化交流、现代化、全球化等范式下的研究成果体现了各自不同的解释力与学术影响。其次，则体现于研究焦点的流变，从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变迁、基督教与中西关系，直到关注中国基督教自身的个性化发展，呈现了从研究基督教外围向内部移动的趋势。最后，体现于这一领域的开放性和成长性。基于中国基督教的区域史、性别史、宗教史、宗派史及人物史仍有相当的研究空间，同时随着网络资料和海外档案的获取能力加强，跨文化史料与视野下的研究，将成为这一学科新的增长点。

６．中国基督教“事工”研究     （１）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
      基督教教育是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中起步较早且 成 果 最 多、研 究 相 对 成 熟 的 领 域。但 在１９８０年代所写的几本中国教育史中教会教育基本很少提及。偶尔提及的，除语焉不详外，便是以负面的形象出现，以李楚材编著的《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最为典型。其后，一批学者逐渐摒弃简单化的做法，开始深入分析教会教育在政治、宗教、教育等方面的复杂面相。从１９８６年徐以骅的《基督教高等教育初探》开始，评价趋于多元化，１９８０年代还翻译出版了美国著名学者鲁珍晞的《中国教会大学史（１８５０～１９５０）》，该书是一项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学者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有规模的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始于１９８０年代末。在章开沅和林蔚等海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大陆召开了多次国际学术会议，吸引了很多学者参与，研究成果相当丰富。章开沅领导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还组织出版了各教会大学的校史及一批教会大学的专著。除章先生的大力推动外，香港学者吴梓明联合大陆学者组织出版了“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丛书”（福建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至２００３年陆续出版），出版了《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教会大学与神学教育》、《基督教大学华人校长研究》、《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基督教大学》等多种著作，覆盖了在华基督教高等教育的诸多方面。
      另外，一些处于历史学和教育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先后有中国教会教育的通史性著作出版，如高时良主编的《中国教会学校史》（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谭双泉的《教会大学在近现代中国》（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何晓夏与史静寰合著的《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吴洪成的《中国教育史研究·中国教会教育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王忠欣的《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等。其中几本著作都有一定影响，唯吴著不大引人注意，实际上，该书作为一本从教育学角度关注教会学校历史的著作，较早地关注到了教会教育的分支，如女子教育、特殊教育、中学教育、小学教育等。
      对中国基督教教育的深度研究，几本博士论文值得一提。较早的是史静寰的《狄考文与司徒雷登———美国新教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研究》（珠海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以两个在华影响很大的教育传教士为个案，讨论了其在华的教育活动，促使研究者抛开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政治、宗教背景，而专注其活动中属于教育的层面。但对教会大学教育功能的强调并不表明其宗教功能的消失，在为教会大学教育功能正名的过程中，确有不大注意其宗教功能的迹象。对这种现象进行纠偏的是徐以骅的《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珠海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作者以圣约翰大学为个案，讨论了作为直接或间接宣教媒介的教会大学，这是教会大学研究走向深入和全面的一种体现。此外，鉴于这一研究中“文化侵略”与“现代化”范式存在的某种缺陷，胡卫清在 《普遍主 义的挑战》（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２０００年版）中提出普遍主义的评价模式，认为基督教教育是西方宗教普遍主义的产物，而后者又是近代西方普遍主义的一部分。作为一种看法，胡的观点有一定的创造性，但似乎并没引起广泛的认同。而王立诚的《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教育：沪江大学的历史》（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则考察了沪江大学的历史旅程。作者认为沪江大学在华的展开是美国对华文化渗透过程与中国社会包容、吸纳外来文化过程结合的结果。近年来，教会教育研究吸引了一些新生力量的参与，成为诸多历史、教育等学科博士论文的选题领域，内容涉及教会大学个案、区域研究及其他西部课题，使教会教育的研究更为深入、全面。
      教会教育的研究尽管成果丰富，但其研究仍是不均衡的，基督教高等教育明显是研究的重心。近年，学者们也看到了这种偏颇，开始将研究扩展到中等教育、特殊教育等领域。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历史文化研究所与首都师范大学合作，召开“基督教与中国近代中等教育”会议，以推动相关研究，有《基督教与中国近代中等教育》论文集出版。其他则有关于盲人教育、特殊教育的论文多种，使教会教育的研究更趋于全面。
     （２）中国基督教医疗及其他社会事业研究
      大陆关于中国基督教医疗史的研究还比较薄弱，论文不超过一百篇，关涉宏观探讨、个案或区域研究、医学教育、人物研究等多个方面，其中文章重要的有赵璞珊的《合信〈西医五书〉及在华影响》、加拿大学者邝北江的《马尚德：谭嗣同熟识的英国传教医师》、田涛的《清末民初在华基督教医疗卫生事业及其专业化》等数种。近期有高晞的《“解剖学”中文译名的由来与确定》一文，辨明“解剖学”中文译名的确定与传教士德贞《全体通考》之间的关系。近年来有三本相关的博士论文，其一是２００１年李传斌在苏州大学的博士论文《条约特权制度下的医疗事业：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研究：１８３５～１９３７》（该论文２０１０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文是大陆在该领域的第一本博士论文。除引言外，分上下两篇，时间跨度在１８３５～１９３７年，上篇主要介绍基督教医疗事业在中国的发展演变，在探清历史脉络的基础上，总结出教会医疗事业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性及其合作化、世俗化、中国化、专业化等发展趋势。下篇主要考察教会医疗事业对近代中国政治、中西文化交流、思想观念和风俗习惯变迁、医疗与慈善事业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从而彰显了基督教医疗事业在近代中国医疗现代化以至中国现代化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该文资料发掘甚为用力，对该领域的研究甚具参考价值。另一本博士论文是何小莲的《西医东渐与文化调适》（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该文与李文写作期差不多，同年先后完成，故在内容上颇多重复。本书的特色在其将西医主要是教会医疗在近代中国的展开拉入文化交流、渗透、调适的框架中，解读其在中国引起的文化、思想、制度变迁。该文在资料发掘上略显不足，影响了其论述的深度，但问题意识强，视野较开阔，是为本领域出版的较少的专著之一。邓杰的《基督教与川康民族地区近代医疗事业》则主要讨论了抗战爆发后基督教边疆服务中的医疗事业。
      基督教的社会事业中另一大宗是慈善事业，研究散篇不少，但缺乏系统的梳理。另有刘家峰关于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对相关历史的重构颇力，已出版《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研究（１９０７～１９５０）》（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福音与犁———在华农业传教之研究》（台北，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２００６年版）等多种。
      ２００８年，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与山东大学犹太教和跨宗教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身体·灵魂·自然：中国基督教与医疗、社会事业研究”学术讨论会，是为相关研究的推动。
     （３）中国基督教文字事业
      关于基督教文字事业，大陆的研究相较于海外及港台为弱。在一些近代出版史的研究中，有附带的论及，以叶再生的《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一）》（华文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为代表。该书第１卷，教会出版史占有较大的篇幅，特点是梳理比较细致，但分析不够深入。该书时间上则偏重于早期，对民国年代的关注不多。近年来最着力于此项研究的是四川大学的陈建明，除翻译出版何凯立《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１９１２～１９４９）》（四川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外，还将其论文结集出版为《激扬文字、广传福音———近代基督教在华文 字 事 工》（台 北，宇 宙 光 全 人 关 怀 机 构２００６年版）。陈２００６年在四川大学的博士论文《近代基督教在华西地区文字事工研究》，主要探讨了基督教文字事业在华西（包括西南少数民族）的演变历史，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其经营管理与特点、存在的问题和社会影响，是为区域研究的一例。关于福建基督教出版事业，则有陈林《近代福建基督教出版事业考略》（海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一书的出版，比较全面地追溯了基督教在福建的出版事业及其对福建社会的影响。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淸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一书，虽不是基督教文字事业研究的专著，但基督教出版文字事工作为晚清西学东渐的重要载体，是其研究的主要对象，占据了该书大部分篇幅。该书的部分统计目录对了解基督教早期在华的文字事业也有很大的帮助。
      基督教文字事业的大宗是报刊业，其中以对《万国公报》研究为最多。较早的是李天纲的硕士论文《基督教传教与晚清“西学东渐”———从〈万国公报〉看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近年有两本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著作出版，即王林的《西学与变法：〈万国公报〉硏究》和杨代春的《〈万国公报〉与晚清中西文化交流》（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两书。前者侧重探讨《万国公报》传播的西学与变法之间的关联，后者侧重探讨《万国公报》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对于《教会新报》的研究，有姚兴富的博士论文《儒耶对话与融合：〈教会新报〉（１８６８～１８７４）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比较重视思想层面的探讨。
      “圣经”汉译及其在中国的流传是基督教文字事业中的重项，也是学界甚为关注的研究对象。海外及香港有多本专著出版，大陆甚为薄弱，但也发表了几篇较重要的研究论文。
     （４）中国基督教与妇女研究
      关于基督教与中国妇女问题的研究，大陆大致从１９８０年代后期起步，至今论文约六十多篇，还没有出现较重要的系统专著。相关研究多集中在基督教与女子教育领域及女性启蒙方面，除前面论述到的女校长吴贻芳研究成果外，另有两本相关专著出版。其中李湘敏的《基督教育与近代中国妇女》（福建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是大陆出版的第一本比较系统地讨论基督教教育和中国近代妇女问题的论著。另有朱峰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硏究》（福建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鉴于大陆此领域研究的薄弱，上海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和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合作召开了“性别与历史：近代中国妇女与基督教”的国际会议，会议论文结集出版，是为中文学界的重要研究成果。
     （５）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研究
      大陆学界对青年会的关注起步较早，但相较于海外及港台的成熟，则显薄弱。顾长声１９８１年出版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一书专列“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一章，简要记述了青年会的在华活动。随后陈秀萍编著的《沉浮录：中国青运与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同济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是大陆首本介绍青年会的专著，是了解男女青年会在中国的基本论著，对青年会的评价比较正面。当然，该书时间跨度较大，未能很深入地探讨相关问题。顾卫民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也以简短的篇幅论述了青年会在中国的发展并分析了其迅速进展的原因。
      近年来对青年会研究较力的是左芙蓉和赵晓阳。左氏出版了其在香港中文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社会福音·社会服务与社会改造：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历史研究（１９０６～１９４９）》（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其书及系列论文主要以北京青年会为个案，以社会学和跨文化理论为基本研究方法，探讨其在社会福音影响下的社会改良和社会服务事业。该书最大贡献在对抗战爆发后的青年会的探究，是个案研究中较深入的一本著作，唯史料发掘略显不足，部分内容稍显重复。赵氏出版的专著《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本土和现代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详细讨论了青年会在中国成长的中外背景及其组织、人事与事工，除便于对青年会的整体了解外，对部分相关问题的讨论也颇显深入，作者另有相关论文多篇。
      ７．宗派个案与区域研究
      基督教区域发展往往与宗派性或本土教派纠缠在一起，相对而言，大陆学者较注重区域研究，比较忽略基督教在华发展的宗派性，这与大陆１９４９年后所倡导的“后宗派时代”息息相关。而海外及港台学者则较注重宗派个案及其与区域发展的结合研究，区域研究是大陆相关研究的重点，曾有两次区域研究的会议。
      在有限的宗派个案中，陶飞亚的《中国的基督教乌托邦———耶稣家庭（１９２１～１９５２）》一书讨论了信奉五旬节派教义的山东土著教会的社会试验，受到了海内外广泛关注。另外，近年出现了几本宗派个案的博士论文。
      除以上夹杂在个案研究中的区域研究外，专门性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大陆在各省编纂的地方志系列中的“宗教志”内都将基督教在各省的发展列为重要内容。近年又有不少有分量的基督教区域研究著作问世，尤以广东、福建、上海、北京和西南少数民族区域的研究为多。
      广东是区域研究的重点之一。可见研究成果有吴义雄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硏究》和论文集《开端与进展———华南近代基督教史论集》，尤以前书影响较大。该书利用大量的中英文资料，甚为细致地再现了基督教早期在华南的历史，在史实清理方面做得非常到位。赵春晨、雷雨田、何大进的《基督教与近代岭南文化》也是一本很扎实的区域研究著作。
      福建是近代基督教发展最为深入的区域之一，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关注最多，大陆以福建学者的研究最力。陈支平、李少明的《基督教与福建民间社会》（厦门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林金水等的《福建基督教史初探》（台北，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２００６年版）、朱峰的《在信仰与实践之间：福建基督教史钩沉》（香港，汇美传意２００２年版）、福建师范大学编的《闽台基督教问题研究专辑》（海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等四本著作，从不同方面揭示了基督教在福建的传播和影响。林立强的《美国传教士卢公明与晚清福州社会》（福建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讨论了早期传教士卢公明在福州的活动和影响。
      上海和北京都是近代基督教发展的重镇。在上海学界出版的几本宗教通论著作中，都把基督教作为重点记述。近年更出版了姚民权的《上海基督教史（１８４３～１９４９）》（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１９９４年）是专涉上海新教的专著。北京则有王毓华的《北京基督教史简编》（北京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１９９５年）和陈月淸、刘明翰的《北京基督教发展述略》（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两书及佟洵主编的关于北京教堂文化的专书。
      少数民族与西南地区与基督教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张坦的《“窄门”前的石门坎：基督教文化与川滇黔边苗族社会》（云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和东人达的《滇黔川边基督教传播研究（１８４０～１９４９）》（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都是关于滇黔川边基督教传播的研究。钱宁主编的《基督教与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香港，建道神学院１９９８年版）和韩军学的《基督教与云南少数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是关于云南少数民族与基督教关系的研究成果。以张书和钱宁主编书较有特色。秦和平在西南少数民族和四川基督教的研究上用力甚勤，出版了很有特色的区域基督教史《基督宗教在四川传播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和《基督宗教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传播史》（四川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其他的区域研究还有一些。陶飞亚、刘天路的《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莫法有的《温州基督教史》（香港，建道神学院１９９８年版）、王雪的《基督教与陕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赵英霞的《基督教会与近代山西社会》（博士论文，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２００３年），分别讨论了基督教在这些省区的历史。
      ８．基督教与中国文学艺术研究
      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学是近年文学研究学术界的一支奇葩，吸引了诸多学者的参与，好几本博士论文便选了这一领域的选题。大陆学者从１９８０年代起，开始关注此一课题的研究，但真正较深入 的开 掘，则 始 自１９９０年代。１９９５年，马佳出版其博士论文《十字架下的徘徊：基督宗教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该书资料扎实、视野开阔、理论新颖，广受学界关注。其后，王列耀出版的《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暨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也是其中较重要的一本，不乏见解独到的章节。同年，杨剑龙博士论文《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刊印，该书以作家个案研究为突破口，串联成书，详细探讨了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的关联，也是相关研究中评价较高的一本。２０００年，王本朝的《２０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一书出版。作者把宏观研究与个案探讨相结合，着重讨论了基督教在中国２０世纪文学中的历史意义及其对话语方式的影响。 
      进入新世纪，王列耀推出的《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戏剧的悲剧意识》（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版）一书，讨论了现代中国戏剧中的基督教影响问题。其后许正林的博士论文《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上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从个案研究入手，将近代作家对基督教的授受作为一种文化摄取现象来体现，抓住了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相遇的关键面相。同年，喻天舒出版的《五四文学思想主流与基督教文化》（昆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一书，从五四文学思想主流与基督教文化密切相关这一基本立论出发，考察了基督教文化对近现代中国文化发挥影响的途径、机制。该书介于文学史和思想史之间，着眼于学界研究的薄弱点，较有新意。另有唐小林的《看不见的签名：现代汉语诗学与基督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一书，则是国内第一部专注于现代汉语诗学与基督教关系的著作，作者力求为汉语诗学现代性的演变找寻某种解释可能。新近有刘丽霞出版的《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历史存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被认为是首次提出“中国基督教文学”概念的专著，该书的创见是集中于以往学界着墨的盲点，分新教和天主教文学两条线索分别讨论，并注意到教会杂志中的文学作品，是一本甚有新意的著作。陈伟华的博士论文《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小说叙事新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则讨论了基督教元素的引入，促使中国小说在多个层面的更新与转型，为中国小说的变革提供了一种解释路径。
      基督教文化中凝聚着诸多的艺术元素，对于基督教在华的艺术呈现，近年也有不少学者讨论。较重要的学术性探讨是董黎的《中国教会大学建筑硏究：中西建筑文化的交汇与建筑形态的构成》（珠海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该书讨论了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汇中的教会大学建筑形式及其构成的背景与意义。佟洵主编的《基督教与北京教堂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则以内涵丰富的北京教堂为个案，讨论了其形成特点及其对北京文化的影响。关于基督教在华艺术的研究成果有顾卫民精美的图文论著《基督宗教艺术在华发展史》（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三、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未来展望
      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大陆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已渐趋成熟，逐渐形成了与海外及港台三足鼎立之势，但从上面的叙述来看，这一领域还有许多值得注意的空间。
      首先，要关注研究领域的新陈代谢与平衡发展问题。以往研究关注相对较多的领域是反教运动、基督教教育、区域研究及传教士研究。其中反教运动是老重点，学界对著名教案的梳理相对细致，但更多教案则缺少研究，而民国年间的反教个案的研究近乎空白。基督教教育作为研究最为成熟的领域，已逐渐改变以往的研究集中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不平衡现象，将研究对象扩展至中初等教育及特殊教育等诸多方面，但后者数量繁多，资料收集更为困难，想短期内改变与高等教育研究的差距是不现实的。区域研究已经关注的重点为福建、广东、山东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近年来陕西、山西等省也受到研究者注意，对北方少数民族的探讨也提上日程。未来区域个案涵盖得会更为完整。区域间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传教士人物研究与海外及港台相比差距最大，对民国年间传教高峰时期的传教士研究得很少，且集中为英美传教士，对欧陆传教士关注较少。如果能中西文材料并重，加强传教士人物研究，这方面可以有许多新问题的发现。
      在笔者看来，有几个领域值得加大研究力度。其一，关于基督教妇女研究。早于１９９２年旅美学者郭佩兰就已出版《中国妇女与基督教１８６０～１９２７》一书，但大陆迄今还没有一本这方面的专著。这一课题处于中国妇女史研究的边缘，也不为研究中国基督教史的学者所重，这种双重边缘导致其研究的匮乏。其二，关于基督教文字事业，大陆对中国基督教文字事业的探讨较为广泛，但较多的是事实性的梳理，总结性探讨基督教在华出版的著作也付之阙如。像广学会这类延时日久、影响巨大的出版机构尚缺乏全面清理，报刊研究也集中在中文刊物方面，仅个别报刊如《万国公报》的探讨较为深入。对在华传教英文刊物的研究更是缺乏，对一些相对保守的刊物的研究则根本未见。其三，关于《圣经》汉译，海外及港台已出版多本较深入的作品，大陆尽管也有较重要的单篇论文，但多为译本考辨，涉及译本本身内容不多，整体性梳理的专著也未有。此外，关于基督教人物研究，海外及港台特别注重本土教会人物的研究，其传记或研究个案甚为发达，但大陆在这方面相当薄弱。
      同时，还有一些急需拓荒的新领域。大陆１９４９年后号称“后宗派时代”，因此，学界几乎不讨论近代宗派个案及相互关系，这与海外及港台的取向大异其趣。但是，近代中国基督教中宗派存在及其对基督教的制约与影响，是不可忽略的事实，因此，这是大陆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需要重视的问题，特别是一些欧陆差会及小宗派的研究迄今仍为空白，这一状况需要改变。另外，１９４９年后的中国基督教研究，特别是改革开放前３０年的研究，在大陆甚为沉寂，几乎没有出现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个别人事仍为禁区，而这在港台及海外是研究的热点。这种研究现状不但阻碍了国内学者与海外交流对话的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大陆学者的失语会使海外学者形成某种解释垄断与霸权，这种现状对学术或现实都是一种“伤害”。此外，在世界传教运动及国际关系的大背景中审视基督教在华的发展，还需要注重传教运动、差会与其母国关联，探讨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外围背景。
      其次，要转换研究视角，改变在外围讨论的现状，真正进入中国基督教史内部，研究基督教的历史。大陆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以史学界为主。这样的研究者几乎没有受过宗教学或者神学方面训练，对《圣经》、神学及教会礼仪、组织等属于“基督教本身”的东西了解不够深入。这致使大陆中国基督教研究多为一种外围研究，围绕基督教与社会、政治、文化、中外关系等各个方面展开，他们关注点的不同往往使他们忽略了教会内部的许多东西，那些不大会在公共平台———如报刊、政治舞台、文化事业等频繁亮相的教会组织或人物，往往难以进入其研究视野（如保守派教会或基督教在乡村），而甚多属于教会本身的资料也不大引起其注意（如神学著述、灵修资料），而这些方面对于基督教本身而言，也许是十分重要的。这种外围的研究，称教会史或基督教史颇是为难，实则更多的是“关于基督教的历史”。有学者已经认识到海内外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中强烈的社会—文化取向，但这一取向在大陆最为明显。这种研究取向使自由派（包括晚清开明派）的事业得到优先的关注，而执著于福音宣传的保守派则处于话语弱势。自由派的医疗、教育与其他社会文化事业及与政治的关联更易与文化侵略、文化交流、现代化等某些宏大的叙事联系起来。自由派多走精英路线，善于掌控公共平台，集中在城市，较少走向乡村，资料保存为多，研究相对容易入手。而保守派多进入腹地、走进乡，教会建立在山野之间，默无声息地践行着“上帝的道”，主题多与福音本身相关，研究起来难度较大。这促使自由派和基督教在城市的研究双双兴盛，而造成保守派和基督教在乡村研究的双重贫困。要摆脱这种研究的残缺与不平衡，实现研究的完整性，必须加强对基督教自身的理解及神学知识的修养或训练，从内行的角度研究基督教。同时，加强对保守派和基督教在乡村的关注，保守派事业和基督教在乡村的传教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精英之于底层的过程，中外传道人必然留下部分的纪录，结合口述和田野调查的方法，会产生出新鲜的成果。
      从新的视角看，还可能要重新探索基督教在近代中国扮演的角色与影响。基督徒人数在近代中国人数最多时也不过百万，但其本身的能量并不能以其教徒人数来加以衡量。在以往研究中，除了政治化倾向外，就是受其制约的人为淡化、刻意弱化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实际上，近代中国许多人事、机构组织都有基督教色彩或影响的踪迹，比如张伯苓、陶行知的教育事业和晏阳初的乡村事业就受到基督教影响，民国外交界人才多为基督徒，医学界人士教徒也不少，民国年间一些影响巨大的报纸如《民国日报》、《申报》等几乎每天都发表基督教新闻等等，所以对以往研究中淡化忽略的部分要加以重新探讨。当然，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就基督教本身谈基督教，要有比较的视角，将其影响与世俗的或其他宗教的事业加以比较，避免夸大、评价过度的倾向，给其一个客观、恰当的定位。
      再次，要在新史料的基础上构建新基督教史。大陆学者的基督教研究，长期以来倚重中文史料。但恰恰中国基督教史是一个双边的历史运动，注定了必须运用双边的史料，才能比较全面地反映这一运动的全貌。特别是在过去的教案研究中，如果只有一方面材料，那很可能就成了单边的原告的申诉或者被告的辩护了。利用双方的资料，常常会发现许多新的解释。比如对照《教务杂志》中的史料，可以发现新教传教士对干预词讼持很严肃的反对态度。在武汉的杨格非总结出一套如何处理平民教民冲突的所谓“迫害”问题的办法，他们坚持，如果不是出于宗教原因而是世俗原因，传教士是不能干预世俗行政权力的。他认为：“对虚假和不重要的事情不要插手，一旦卷入就要以公正和爱的精神来处理。问题不应该是，谁是教徒，谁是异教徒，而应该是谁是谁非。如果平民对，就支持平民，如果教徒错，就批评教徒。这样的话，你就有公正的名声，平民和教徒都会信任你。”再有１８９９年清政府颁布《地方官接待传教士章程》，这一为天主教所接受的章程，在新教传教士群体中遭到普遍的反对。美国南长老会于１８９９年９月８日到１５日在上海举行年会，会上通过决议，规定“南长老会传教士将不要求超出美国私人公民身份的任何东西”。其原因是：１．传教士的作用是在精神方面的。他的伟大工作是照看人的灵魂。在现实中承担政治权力，即使在表面上也是与他的职责不一致的。２．正常的教会与国家关系禁止传教士要求与“总督、巡抚有平等的权力”，“要求会见他们”和他们“谈判和了结”事情。传教士不是国家的官员。美国驻华公使和领事将保护和确实保护所有公民同胞，传教士一定不能篡夺和无视他们的权威。３．无论为美国公民所获得的何种向地方官或更高级别官员申诉的权力，传教士都要恰当地运用，他必须在与其他美国私人公民平等的基础上行使这种权力，不能声称自己是美国官员或者与中国官员有同等的权力。这些材料和我们过去对此事的认识有很大的差距。因此，要注重新材料，尤其是网络资料和西文档案资料。这些跨文化下的新资料和新视角，将成为这一研究的新增长点。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０３—１５
作者陶飞亚，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卫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博士生。